我们与精神病态者的距离

精神病态者的存在迫使我们面对一个道德伦理核心悖论：我对你遭遇的关心，其实是基于对自己的关心。

HEIDI MAIBOM

封面：Stephan Schmitz

PSYCHIATRY  精神病学

精神病态者，这个词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一个冷血杀手的形象，或者一个狡黠且无情的自我主义者。例如泰德·邦迪（Ted Bundy），在20世纪70年代专门劫杀妇女，并强暴她们已经腐烂的尸体。或者是电影《沉默的羔羊》中的汉尼拔·莱克特（Hannibal Lecter），他总能从各种各样的监禁中狡猾逃脱，并最终吃掉他看不起的人。

在公众的想象中，精神病态者（Psychopath）*是邪恶的化身。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却认为他们是疾病缠身的人，而非邪恶的魔鬼——他们都是精神错乱的受害者。所以，精神病态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他们都遇到了哪些问题？

*译者注：精神病态者（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将其收录在反社会人格障碍）。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ition). Washington, DC.

他们与你我如此不同？

加拿大犯罪心理学家罗伯特·哈尔（Robert Hare）最早编制了哈尔精神病态量表（Hare Psychopathy Checklist），随后，该量表经过了修订并广泛地用于精神病态的诊断。该量表认为，精神病态者通常是自私的、肤浅的和不负责任的。他们很难控制自己的冲动，常常在小时候就表现出反社会性，缺少共情、内疚以及悔恨的能力。他们偷窃，时常撒谎，对其他人、社会规范乃至法律法规都缺乏尊重。有些时候，他们会折磨脆弱可怜的小动物，攻击手无寸铁的儿童，甚至企图杀死他们的父母或兄弟姐妹。一旦被捕，他们不会悔过自责，反而倾向于将责任推卸到成长环境或社会体制上。

最近的一些数据表明，美国有超过90%的男性精神病态者受到刑事司法系统的制裁，要么在监狱服刑、要么处于假释状态，或者以其他一些形式。由于精神病态者只占总体人口的1%，这个数字无疑是令人震惊的。由于和犯罪行为高度相关，精神病态曾经以“道德失常”而为人所知。

—  Lauren Bending

关于精神病态的这种污名化描述主导了业余人士和专业研究者的想法。污名化描述既耸人听闻，又让人心安理得。精神病态者通常疾病缠身，神志不清，缺乏道德良知。换句话说，他们和你我完全不同。

然而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总的来说，精神病态者并不缺乏许多重要能力，而且他们的缺陷也常常并不明显，或者往往局限在某一特定情境。说真的，他们并不是没有能力分辨是非对错，也不是没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决策或者和其他人产生同感和共鸣。

相反，他们会遭受很多更基本的问题的困扰——比如过于固执己见、无所畏惧或者自私自利。更重要的是，也许“我们的”行为反应要比我们意识到的更像“他们的”行为反应。就像精神病态者，我们能够拨动我们的共情仪表盘；尽管我们对共情赞不绝口，但如果仔细观察这种情绪，我们就会发现它比任何“温暖而模糊”的感同身受更接近自我保护的本能。

精神病态者并未表现出怪异的离群行为，反而揭示了有关人类道德的重要事实。但是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接受他们可能教给我们的东西？

理性是不是关键

当我们开始争论精神病态者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研究者们常常用两种对立的道德理论互相攻讦。理性主义取向认为，对于是非的判断基于理性而非情感。一些哲学家宣称，精神病态者的存在表明理性主义是完全错误的。精神病态者如你我一样有逻辑——实际上，他们甚至比我们更聪明。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被描述为精妙的骗局。所以，精神病态者在理性的情况下却仍然做出非人道行为的事实，就意味着道德的敏感性不仅仅基于纯粹的理性。

但是这里有些不对劲了。如果精神病态者足够聪明，那他们为什么还会被刑事司法系统不断追捕呢？在生动描写精神病态的著作《没有良心》（Without Conscience）（1993）中，哈尔描述了一个去参加聚会的男人决定买一箱啤酒，当这个在哈尔的精神病态量表中的得分很高的男人意识到自己忘记带钱包之后，他选择抢劫了最近的汽油站，并用一根沉重的大木棒重创了售货员。

—  Simón Prades

尽管精神病态者能够理性地、清晰地思考，但是在行为中他们却表现得非常不理性。他们在与哲学家口中的“采取行动的理性”作斗争：当我们在决定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考虑一些理由。例如我们所做的事情有多大的几率会实现我们的目标，并且不会与其他事情或目标发生冲突。举个例子，用木棒重击售货员，你也能实现获得一箱啤酒这一目标，但是这样做会使你产生巨大的压力，再加上你极其不愿被捕入狱，所以你不会这样做。精神病态者所缺乏的似乎是综合考虑做出正确选择的所有因素的能力，并且往往没有足够的理由去解释他们的行为。

来自心理学的证据表明，精神病态者存在推理能力的缺陷，以致于他们的决策能力也会受损。他们总是将注意力聚焦在手头上的事情（不管是什么事情），并且会忽略相关的背景信息。 如果这些背景信息不重要的话，他们其实会做得很好。

其他研究发现，精神病态者可能在改变自己的反应上存在困难，他们很难理解，那些过去被奖励但现在被惩罚的行为，或者那些过去被惩罚现在却被奖励的行为。与之相似的，哈尔和他的同事杰弗里·朱泰（Jeffrey Jutai）发现，精神病态者在走迷宫任务中会固执地执行他们最初的策略，哪怕那样做他们会遭受令人痛苦的电击。而大多数正常的被试，都会放弃原路并寻找迷宫的其他出路。这种不敏感性也会延伸到像生气的面孔这样的社会威胁。

这些发现支持了理性主义者的观点。精神病态者的不道德行为是由无法合理推理所导致的。但你也可能注意到了，那就是和普通人相比，在相似的情形下，精神病态者可能更少地体验到恐惧。而我想我们都知道恐惧本身也是一种情绪。这，也就把我们重新带回了情感取向这一阵营——道德的中心是情感而非理性。这一阵营尤为关注共情。

他们能共情吗

精神病态者能够做到共情，前提是明确告诉他这样做。

除了像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和纽约城市大学的哲学家耶西·普林斯（Jesse Prinz）这样著名反对共情的人，理论家和研究者大多高度重视共情。一部分，是因为它与被称为道德情感主义（sentimentalism）的第二种主要的道德理论完美契合。道德情感主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他们认为，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是建立在同理心上的。当我们与他人感同身受时，我们才能将他人的苦难看作是糟糕的或不公的。正因为共情带来的感受，我们才关心别人身上发生了什么，即使这些事对我们并没有直接的影响。

支持这些主张的最佳的实验证据来自对共情式关怀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从事发展心理学研究工作的心理学家，例如纽约大学的马丁·霍夫曼（Martin Hoffman）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南希·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都认为共情在社会能力和道德理解中起着核心作用。丹·巴特森（Dan Batson）认为，共情式关怀是一种温暖、善良、对有需要的人富有同情心的感觉。这种感觉会激发真正的利他行为。共情促使我们善待他人，是对他人道德关怀的基础。而精神病态者似乎证明了这些观点：他们明显同时缺乏道德感受和共情反应。

— Stephan Schmitz

然而，精神病态者在共情测试中却表现得出奇的好。鉴于这些测试常常基于自我报告，而精神病态者又是经验丰富的欺骗者，这不一定令人惊讶。但是，精神病态者在测试生理和大脑反应的实验中也产生了有趣的结果。例如皮肤导电率这一生理指标，通过测量皮肤的导电性能，它可以很好地指示你的情绪状态。当你因压力、恐惧或愤怒而出汗时，你的皮肤会变得更容易导电。

而相比于非精神病态者，精神病态者在观看陷于困境中的人们的照片时表现出更低的皮肤导电性。还有别的研究测量了惊吓反应：如果给一个正常人展示一张他们能够察觉到威胁的图片，他们则更容易受到一声巨响的惊吓。精神病态者一般会对直接的威胁做出正常的反应，像张开大嘴巴的鲨鱼或猛然出击的毒蛇的图片。但他们对处于痛苦或困境中的人们等社会性威胁则没有反应。而正常人则对这两者都有反应。

—  Björn Öberg

神经科学家也对精神病态者的共情反应进行了研究。在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的研究中，精神病态者的与共情相关的大脑区域不会像对照组那样激活。但是，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神经生物学研究者哈玛·梅菲特（Harma Meffert）和她同事的研究中，精神病态者被明确要求去尽可能地感受一只被抚摸，或者被推开的手。在这种时候，精神病态者是够出现正常的反应的。这也就是说，在明确告诉精神病态者去共情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做到共情。

芝加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简·德赛迪（Jean Decety）和他的同事发现了相似的结果。他们给精神病态者呈现人们四肢处于痛苦状态下的图片：比如，手被卡在车门里了。研究人员要么告诉他们“请想象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要么告诉他们“请想象这件事情发生在他人身上”。当精神病态者想象自己处于痛苦的情境时，他们表现出与共情典型的大脑激活非常接近的大脑反应模式；但是，当他们想象其他人处于同样的情境中时，与共情相关的大脑区域却没有激活很多。

是共情缺陷，还是其他原因？

如果说精神病态者存在共情缺陷，那接下来这个研究则令人困惑。测量大脑活动的另一种方法使这个难题更加清晰明了。脑电图（EEGs）能够全时程记录大脑的活动，不同于fMRI的是，这种方法能够记录某一特定时间段的大脑活动。关于精神病态者的脑电图研究非常有启发性：事实证明，在最初，他们对处于困境中的人们的大脑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完整的。心理学家将这种情况称为“定向反应”，指的是将注意力转向刺激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刺激的行为是另外一个有麻烦了的人。这种行为与能够调动防御反应的交感神经系统的有关。在这第一反应上，精神病态者和非精神病态者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就不一样了：精神病态者的防御反应并没有变得越来越强，他们对处在困境中的他人的注意力也不会更集中，而是逐渐减弱直至消退。这是为什么？

其他关于共情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线索。研究发现，当医生在面对即将接受针头注射的病人时，他们表现出和精神病态者相同的反应模式。因为医生完全有能力在必要时和病人保持共情，所以，人们认为这种反应的减少，一定是来自于他们对自己的情绪施加的认知控制。因为医生们必须对病人做不愉快甚至痛苦的事情，所以，他们只能对病人的反应习以为常，抑制正常的共情反应。

—  Cronulla Folk

这种解释也符合共情和奖赏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男性只有在收到报酬的时候才会更好地去理解他人需要付出额外的报酬使他们这么做，而对于女性来说，理解他人本身就是足够的奖赏了*。暂且将这些恼人的性别差异放到一边，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可以根据惩罚、习惯或者奖赏来调节自身的共情反应。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去理解思考精神病态者的共情反应：他们弄钝了自己对处在痛苦中的人表现出的共情反应，但是，他们并非天生对他人的痛苦不敏感。

*译者注：原文作者对所引用的文献存在误读。所引文献为Klein&Hodges（2001），其中文献作者在摘要中概括的主要结论有二。第一，女性在“共情准确测试（empathic accuracy task）”中较男性所具备的优势，仅存在于当女性在参加测试前完成过一个要求她们评估自己对目标的同情心。第二，当男女被试皆收到报酬以激励他们的表现时，性别间的差别消失了。

这样的证据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精神病态和共情反应在道德能力中扮演的角色。首先，去思考精神病态者究竟缺乏什么能力是一个错误。他们并非没有能力去理解什么是目标或结果，也不是不能对他人产生共情反应。也许他们有一定的能力缺陷，但是这些缺陷常常很小，而且取决于具体情境。

同样，在同理心方面，精神病态者并非完全的离群者——实际上，还有不少人用风度翩翩和魅力无限来形容他们。哈尔是研究精神病态者的杰出专家，他在《没有良心》中描述了他是如何被一个精神病态者骗去一个会议上发表演讲。他本应该得到一份报酬和差旅费的报销，但是最终却没有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在会上，他和那个人共度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其间从未生疑。重点是，如果精神病态者想要愚弄一位专家，去说服这个专家做自己本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就不能表面上看上去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有人说，他们擅长伪造共情反应，但是另外一个种更具有说服力的看法是共情并不能被伪造，精神病态者只是能更轻易地打开或关闭他们共情反应的开关。

精神病态的存在意味着什么

精神病态的存在，意味着我们有产生个人困扰的倾向是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精神病态者相关的问题尤为有趣且具有颠覆性的原因是，这些患者很多时候看起来更像普通人。以对处于困境中人的共情为例。普通人会竭力避免这种情绪的产生——他们或许会将目光从路上的乞丐移开，或者在电视上看到冲突和灾难时换一个频道。

在某些情况下，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是令人痛苦的，而避免这种痛苦自然是很有意义的。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不可能改变所有苦难者的命运。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真正尝试做些什么后往往会变得更实际。我个人能为叙利亚的危机做什么？也许至少要比我现在做的更多一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避免帮助他人不是因为我们做不到，而是因为不想在那些事情上花费时间和资源。所以，也许当精神病态者拒绝对处在困境中的人产生共情时，他们没有什么异常的，也许他们只是处于我们大多数人的极端状态。

精神病态者的共情研究带来的第二个重大结果是对共情本身的深刻反思。大多数心理学家所谈论的共情式关怀可不是对陷入困境中的人表现出厌恶反应，而这似乎正是精神病态者缺失的。我们最好将这种厌恶反应视为“个人困扰”，也就是一种不愉快的经历。它可以用“悲伤”、“惊恐”、“烦恼”和“沮丧”等词汇来形容。

这种感觉的出现是对他人痛苦或恐惧的一种防御反应——我们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和恐惧，却尽力避免这种感受。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这种个人困扰和道德是相冲突的。为什么？因为个人困扰使我们远离需要帮助的人。因此，再从头思考这个问题，精神病态的存在表明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于我们有产生个人困扰的倾向。我们不会伤害他人是因为目睹他人的痛苦和悲伤是令人痛苦的，令我们自己痛苦。

而精神病态者对陷入困境中的人的反应表明，道德可能不仅仅基于积极的、亲社会的情感，它还基于消极的、有压力的和以自我为导向的情感。这并非是什么可爱版本的共情，而是一种原始的厌恶反应，与我们对他人的人性关怀无关。

—  Stephan Schmitz

但是，有什么能够比我因你的遭遇而产生个人困扰的事实，更能够揭露出我们共同的人性本质呢？还有什么能够让我理解你正遭受的苦难的重要性？可能，正是共情带来的个人困扰，在让我理解了伤害你是绝对错误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哪怕只是想想，我都会充满了警戒之心。

可以说，相较于去帮助遇到困难的人，更重要的是去抑制住自己为达个人目的而伤害他人的欲望。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已经关注了如何能鼓励我们去帮助他人，但是这可能让我们忽略了道德伦理的重要方面。精神病态的相关研究把个人困扰重新放回了道德的心理学基础的中心。

我们能学到的最后一课是如何解释精神病态者的道德缺陷。道德情感主义和理性主义，究竟谁是正确的？相关证据同时支持这两种立场。我们无需做选择——事实上，这么做是愚蠢的。那些相信精神病态者缺乏理智的理性主义者夸大了他们是如何不会像我们一样害怕惩罚。这样的缺陷会对精神病态者做出的决策造成影响：如果缺少对惩罚的适当恐惧，个体也就难以学会采取合适的行为。但是在道德情感主义者看来，恐惧和焦虑只是情感反应。这些情感的缺失损害了我们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进而助长了精神病态者的暴力行为。

因此，恐惧跨越了理性和情感之间的分歧。恐惧在约束我们的行为决策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它能加深我们对他人痛苦的理解，另一方面它会驱使我们避免某些行为或情境。但是，我们尚不清楚的是，道德哲学家们是否能欣然接受恐惧的意义。面对他人的痛苦时，我们产生的苦恼和焦虑如芒在背，是不愉快的、与我们自己紧密相关的。这和我们对道德的通常理解有着尖锐的冲突：道德关怀应该是温暖的、胸襟开阔的、以他人为导向的。精神病态者的存在迫使我们面对一个道德伦理的核心悖论：我对你遭遇的关心，其实是基于对自己的关心。

译者：物离

审校：孙闰松

编辑：曹安洁

排版：酸酸、小葵花

https://aeon.co/essays/you-have-more-in-common-with-a-psychopath-than-you-realise

Heidi Maibom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哲学教授。她最近担任《劳特利奇的共情哲学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Empathy）（2017）的编辑，并正在着手完成她的下一部作品《了解我，认识你：观点采择和共情的冒险》（Knowing Me, Knowing You: Adventures in Perspective Taking and 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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